有道是往事如烟，而我与《经济日报》历经40年的一件件往事却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这得从《经济日报》的前身《中国财贸报》说起。那时我尚在浙江新昌县农业银行从事信贷工作，后升职为支行计划股长兼宣传报道组组长。上班忙于银行业务，班后坚持业余写稿，常有“豆腐干”见诸《中国财贸报》。1983年元旦，《经济日报》在《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问世。自此，《经济日报》更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即使出差，也必补看，40年来已养成习惯。在职期间办公室订有《经济日报》；退休15年了，家里也一直订阅《经济日报》。我与《经济日报》的情缘可浓缩成一句话：心心相印40载。
40年的读者、作者生涯中，我在《经济日报》发过多少文章已说不清了。消息是易碎品，自不必多言，而观点性的评论则难以忘怀。比如2004年4月2日的五版，“前沿论坛”专栏发表了我撰写的评论《“市场占比”也需另眼看》，编辑显然是看好此文的，标题用了大号粗黑体，相当醒目。文章针对商业银行竞争中过度考核“市场占比”的倾向，强调应该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市场占比”，进而就校正“市场占比”考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是从单纯考核“市场占比”转变为注重“利润占比”，即测定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主要看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二是辩证看待“市场占比”的上与下，这是一个动态指标，波动是正常的，不必过度考核；三是考核“市场占比”不能只顾眼前，还须兼顾长远持续发展，做到长短结合，全面协调。文章最后认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市场占比”，并非取消“市场占比”考核，而是要赋予更科学更丰富的内涵，把商业银行的经营真正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此文发表后，在商业银行界引起了较大反响，《金融时报》也全文转载。
这篇评论的打响，极大地鼓励我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观察分析经济热点问题。我继而对当时宏观调控中信贷增长过快的态势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宏观调控成效的完全显现尚需要一个过程，这不仅因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成因比较复杂，还在于宏观调控不宜急刹车，而对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多，则须找出原因，及时预警。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银行信贷要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的评论。定稿后，我反复斟酌该投给哪家报纸为宜，首先想到了《经济日报》，可转念一琢磨，文章提及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作为党报的《经济日报》能发表这样的评论吗？但若投给其他经济类报纸，即使发了，影响力也不够哇……犹豫再三，我最终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报纸上公布的邮箱投给了《经济日报》。没想到，稿子不仅于2004年7月10日见报，头版醒目位置还发了一个导读：《银行信贷要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详见6版）》；六版也将这篇评论处理得非常醒目，大号黑体字标题下加了圈框提要：“信贷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企业干部千方百计与银行拉关系，甚至不择手段向银行行长和信贷实权人物攻关；二是政府协调放贷，而银行一些人也认为这个项目是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的，不会有什么风险。”又特别提醒：“这两种新动向，如不警惕和防范，很有可能演变成信贷道德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经济日报》刊发这篇评论，很快引起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不少银行下发学习并展开自查自纠，颇有成效。这件事又一次鼓舞了我，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经济日报》的感情。
2008年9月，我从农行退休，但我与《经济日报》的感情没有“退休”。2009年8月13日，《经济日报》刊发了我写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创新微小企业融资模式“种子基金”开始发“芽”》一稿，用了3行提要题并配图，文末还发了我的采访感言《培育“种子基金”需要合力》。见报后不仅在中信银行系统引发关注，还在当地金融界和政府部门获得好评，对于加大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12年10月29日，《经济日报》宏观资讯版发表了我的评论《合力破解互保链风险》，是针对当时一些地方“保险链”变成“导火索”后在金融界和企业界引发争论而提出的个人见解，仍是按版面公布的邮箱发稿，仍是很快见报，并被置于“专家观点”栏目。10年后的今天，我从珍藏的报纸中拿出这期《经济日报》，读来依然欣慰：只见宏观资讯版上共3篇重头稿，头条是“本报记者”的新闻分析，倒头条是时任财政部长谢旭人的“经济工作手记”，右上角就是我的评论，文末还注明“作者系农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我虽于1992年就受聘为高级经济师，这次却是头一回以专家身份在中央媒体发表文章，更对当时浙江金融界、企业界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起到了提振信心和底气的作用，令我终生难忘。
有了这次跻身“专家观点”，我对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为自信了。半年后的2013年4月11日，我在《经济日报》时评版发表了《农村金融应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一文，是为配合对开展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做出部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而写的。文章认为，这将给农村金融业带来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机遇，并联系当年的农村金融实际和“三农”现状，提出应从4个方面的稳步推进：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建立和完善信贷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为农村经济发展引入多元化资金；发展和规范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涉农贷款抵押担保方式，为“三农”创造银行融资条件。稿件也是向邮箱发出的，很快收到马洪超编辑的回复：“吕志强同志，你好，来稿收到，择期发表，按照你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提出的可操作性意见和建议，你有写头条的能力，希望继续支持我们！”读后倍感亲切，也颇受激励。我又投稿数次，后来果真上了时评版头条，如2013年6月30日“经济热点面面观”发表的《理性看待不良贷款反弹》；2014年5月23日“纵论”栏发表的《金融差别化调控大有可为》；2016年7月18日“专家论道”栏发表的《正确看待银行不良贷款“双升”》；2020年7月1日“深度观察”栏发表的《银行业合理让利意在银企双赢》，等等。通过这些稿件的处理，马编辑加深了对我的了解，从开始称呼“吕志强同志”，到后来称为“老吕”，再到后来称“吕老师”，这也让我进一步认识了马编辑！当今大报已很少采用通讯员稿件，也鲜有公布投稿邮箱的，《经济日报》却能视基层来稿为宝，不断为宏观决策提供来自基层的声音，令我打心眼里为之点赞！
2018年春，马编辑微信约我为“专家洞见”专栏写系列评论，给我的选题范围是“金融防风险”。起初，我担心难以胜任，婉言谢绝了。不料马编辑又发信勉励我，让我看到了自己从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业务干起，既了解基层，也懂得宏观决策落到实处须有可操作性措施的优势和长处。于是我鼓足信心，应承了邀约，接连写出4稿，之一是《强化商业银行风控是重点》，之二是《去杠杆要坚持“稳”中求“去”》，之三是《助推高质量发展是治本之策》，之四是《为金融发展系上“安全带”》。见报时上了我的头像，首篇加了“编者按”，每篇末尾还附有下篇预告。这组系列评论得到了马编辑和时评组老师们的好评，还特别提到，之二的标题用《去杠杆要坚持“稳”中求“去”》，“稳中求去”的提法之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防控须将杠杆率稳在适度位置，既很贴切，也有新意。一些基层的银行工作者读后也纷纷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提法既恰当，更实用！
出于职业习惯，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发好经济时评权威第一声？经对多份经济类报纸的时评加以比较，我选择以《经济日报》为例撰写了一篇评析类文章，投给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没多久，2021年09期《新闻战线》即以3个页面的篇幅在“个案评析”栏全文发表，还配了《经济日报》时评版图片，并在文末注明“作者系浙江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浙江省记协新闻行业社会监督员、浙江广电新闻监督评议员”。此后我在武汉全国农行培训班讲课期间也听一些学员评价说，《经济日报》的时评确实称得上“经济时评权威第一声”，单位领导时常用作信贷决策参考，很有指导作用。这是读者对《经济日报》时评的真实评价，能获得金融界读者如此赞誉，值了！
不知不觉40载，我与《经济日报》的感情在文稿往返中日渐加深。漫长的投稿岁月里，无论评论消息还是图片报道，我从不找熟人走后门，只认准公布的邮箱投稿。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经济日报惟稿件质量录用，报风之正令我叹服！以稿识报，以报识人，我收获的不仅是稿件发表，更有知我懂我的编辑老师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孙勇、陈剑飞、王智、马洪超编辑，还有更多不知姓名的编辑老师，也要感谢新近主动加我微信的温宝臣、梁剑萧编辑。他们有的是我在北京工作时相识，有的是他们出差到浙江时见过，还有的至今未曾谋面，但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报界精英，是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借此40华诞之际，我真诚地祝愿《经济日报》与时俱进，基业长青！同时向所有编辑老师由衷地道一声：谢谢你们，向你们学习！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原副主任、宣传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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