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月12日，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大鱼公益妈妈农场里很平静，农场创办者高思发打算让这一天成为普通的一天，“灾难过去了，孩子们可以记在心里，没必要总拿出来。”如今，妈妈农场的成员已不仅仅是汶川地震的遗孀遗孤，还包括很多困境家庭的母亲和孩子。
助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2008年5月12日，高思发正在西藏办事，地震的消息是从朋友口中听说的，自己在绵阳的家人也无法联系上。那一夜，高思发彻夜无眠，直到第二天得知家人安全无恙，才放下心来。
5月17日傍晚，30多名志愿者在拉萨的河边放许愿灯为地震遇难同胞祈福，看着闪闪灯火，高思发控制不住自己，当时就买下了回家的车票。5月21日，他进入灾区，跟在火车上认识的几个朋友一起在北川县做起了抗震救灾志愿者。
灾情缓解后，社会组织也开始渐渐退潮，离开北川。但高思发留下来开始做助学项目，从第一笔6000元筹款开始，让一个个北川孩子能够有学可上，有家可依。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高思发发现地震灾害已经过去，失去亲人的伤痛也慢慢好转，但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下来的东西却始终难以磨灭。
“我们可以解决孩子的生活费、车费、学费，但是不能忽视他内心的孤独、自卑、绝望。”高思发说，从那以后他意识到，助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应该是心灵上的，于是他开始自学社工知识。
后来，大鱼公益开始独立成三个部门，分别应对助学、灾害和社会发展。同时开始关注个案，走进困境儿童的家里。而高思发和志愿者们走入家庭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新的问题。
单亲妈妈打造妈妈农场
2017年，高思发从此前走访的家庭问题中发现，421个家庭中，有61个单亲母亲，她们都面临着生计发展、家庭教育、情绪梳理等困境。
高思发说，之所以选择以农场的性质来为妈妈们提供支持，是因为他考虑到了这些妈妈未来的发展。“我要建的不是福利院，也不是学校，那些都是政府的事情。我要提供的场所，是要让妈妈们可持续地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2018年3月，也就是“5·12”地震十年后，在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妈妈农场”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东升村创立，房屋面积1287平方米，土地8亩，可提供50人的住宿和生活活动。
高思发说，起初他们是把公益资助的目标放在地震遇难者的家庭上，但随着多年来助学的发展，他们发现社会问题不容小觑，困难家庭里的单亲妈妈同样需要关注。
这些妈妈们和高思发的团队一起，打造了“妈妈农场”。她们发挥各自的强项，擅长做饭的成为了农场的厨师，擅长耕种的带着大家一起种地，擅长刺绣的带着大家做针线活。这些困境妈妈们的孩子也跟着一起住进了农场。
农场里的孩子走出困境
“农场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平时上学住校，到周末和节假日就回家。”高思发说。
农场的基本生活工作大多由妈妈们完成，而社会工作和教育工作则交给了招聘来的社工。高思发本来想把这些工作都由妈妈来做，包括社会教育、基础教育和自然教育，但后来发现专业性太强，还是要找社工。
在社工的帮助下，农场里的活动很多。孩子们有集体劳动，也有集体学习，他们集体过生日，集体烧烤，集体徒步。有的孩子组建了乐队，办起了音乐会，有的孩子在高思发的带领下完成了毕业骑行，还有的会跟着妈妈们一起，在农场里种地、堆肥。
农场里快乐的生活填满了孩子们曾经受过伤痛的内心，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孩子，有了高思发这样一个“老父亲”。
能够来到农场的孩子，都需要经过公益团队的评估，必须是家庭确实处于困境的，失去直系亲属照料的。在农场里，也有孩子会选择离开，这同样需要公益团队的评估。
在“妈妈农场”里，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妈妈。这些年间，她们从被资助者变成了创造者，农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妈妈们流下的汗水和对孩子的爱，那些曾经凄苦的单亲妈妈，也逐渐找到了自我价值。
在妈妈们的努力下，“妈妈农场”每年开支的15%已经能够依靠自主经营来满足，剩下的部分则通过政府和基金会来筹款。高思发和妈妈们的目标是让“妈妈农场”脱离对基金会筹款的依赖，找到一条能够自负盈亏的道路。
文/本报记者 张子渊 统筹/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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